重庆的钉子户已经拔了。大学的钉子户张鸣教授还在那里挺着。为了重庆那个钉子户，地方政府又发表谈话，又开新闻发布会，很是忙了一通。人大的钉子户问题，“有关方面”则还是避而不谈。大学似乎比衙门还深。

老实说，当初张鸣炮轰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并被撤掉系主任时，国内媒体就约请我评论，被我谢绝。理由是，我一来情况不清，二来张先生是史学界数得着的一支笔。我个人与也算是他素不相识的“粉丝”了。出来仓促说话，恐难客观，还是希望先给人大国际关系学院一个澄清事实的机会。

然而，国际关系学院的答复，是院长在该院网站上的官气十足的四封公开信。媒体人士告之，国际关系学院就此事一概拒绝采访，记者难以获得客观的消息。同时，人大封了内部网站ＢＢＳ中的有关文章，并不准学生谈论，乃至学生被记者问及此事时，无不噤若寒蝉。

这一系列高压措施，似乎封住了口，让外人是非难辩了。不过，这样的行政行为，却背离了大学的教育原则。

大学是个学术共同体。大学教育的目标，不仅仅是训练学生的某些特别的技能，更要塑造有责任感的公民。而塑造有责任感的公民，就要从鼓励学生参政议政，从培养他们对公共事物的兴趣开始。当然，这种参与，要先从本校的事物开始。这几年国内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”的运动如火如荼。但看看人家真正的“世界一流大学”，都提供了种种方便和服务，鼓励学生参与学校事务。

仅举几个例子。美国的大学，几乎都有学生自己办的报纸。这些报纸一般是学校出经费，但编辑和经营的权力在学生手里。看看哈佛，耶鲁，普林斯顿等学校，几乎只有学生的报纸能出日报（周五期），是校内影响最大的媒体。这些报纸，除了报道范围以本校为主外，和一般媒体没有什么区别，时常发表言论，抨击学校的政策，甚至直接批评校长，对校内的各种纠纷也都积极介入，比如一个助理教授的去留，乃至一位教授的私生活，一旦出现争议就立即会成为学生报纸的热点。在这种报纸上当过编辑或主笔，在日后的事业发展中是个重要的资本。比如，二战期间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.罗斯福，当年上哈佛时最大的心思就是进学生报纸的编辑部。在挤不进去时，他竟曝出自己的亲戚，正任总统的西奥多.罗斯福将来校演讲的新闻，证明自己作为消息来源是多么有价值。反观学校的官方报纸，常常是一个月左右才出一期，很少有人在乎上面讲什么。

当然，除了报纸外，还有各种学生组织，也要从学校获得经费，但运作是独立的，免不了和学校对抗。我刚到耶鲁读书时，看到学校中央图书馆前的草坪十分美丽诱人，特别是草坪下面有两层的地下图书馆，设计和环境混然天成。当我向一位老师赞叹这样的设计时，她告诉我：“知道吗，当年地下这两层图书馆，是准备盖在地上的。这么一个庞大的现代建筑放在这里，草坪没有了不说，四周一色的老式石头建筑所创造的那种古色古香的氛围也没有了。当时新图书馆已经设计好了，吊车推土机也到场。但是，各种学生社团早就组织起反对力量，到工地上静坐，硬是不让开工。最后学校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机会。这才有了今天。”

为什么国外的大学要花钱给学生办报纸，组织社团，让学生有动员起来反对自己的武器？因为高等教育要为学生适应和改造社会服务。现代社会，是为“参与性的政治程序”所治理。学生在读书期间，就要学习和演练这样的政治参与。而最好的场所当然就是自己的学校。俗话说：“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”如果自己学校内的公共事物都无法参与，还谈什么投身于社会？所以，当一个大学生毕业求职时，如果能向用人单位展示自己在校期间曾领导了一个运动，阻止或改变了学校的某个重大政策的话，那么，他或她就很可能比一个优等生更受青睐。

如今，美国一些名校，纷纷把课程在网上以视频的形式公开，让公众可以直接身临其境地享受一流的课堂教学。许多人问：这样把课程免费提供给公众，谁还会一年花几万美元来读书？其实，真正体验过美国的大学生活的人就知道：课堂远无法涵盖大学教育的全部。大学是一个自治的学术共同体，给所有人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思想和意见的平台，并鼓励所有成员参与这个共同体的管理过程。学生在这种参与式的大学环境中，学会了怎么表达自己的诉求，怎么说服别人，怎么调动公众来支持自己的主张，怎么把思想化为行动，由此发展出自己的“领袖才能”。看看当今美国各界的领袖人物，他们上大学时，常常功课平平，但在校园生活中十分活跃。要是上大学仅仅意味着上课考试的话，大学对他们就没有太大意义了。

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和张鸣教授之间的冲突，孰是孰非姑且不论，既然此事已经成为一个公共议题，拿纳税人的钱经营的人大，就有义务向社会有个交代。同时，校方应该鼓励而非禁止学生就此事展开辩论，评说是非。毕竟，我们的大学不是以培养死读书，听话的学生为目标，而是要塑造有思想，有责任，有行动能力的公民。如果封了学生的嘴，就等于砍掉了大学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环。这样的大学，不仅是衙门式的大学，更是残疾的大学。